从根本上说，规模不大、职称难评、薪酬倒挂、定位不清……高教信息化队伍建设中所遭遇的种种问题，以及从业者的心理落差，是时代赋予“责任之重”与行业惯性所带来“定位之轻”之间的错位造成的。
这个“起点”问题一旦想透彻，搞明白，做实在了，将为中国的高教信息化带来质变。
“无我”之惑
无我，是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但对于高校信息化从业者来说，有时也是一种困惑。
6月17日，郑州科技学院管理信息中心主任李振峰在他自己的公众号上发表了一篇《善待你的单位，善待信息化》的文章。其中写道：“疫情让你看清了么？谁们（之一）在助力单位的管理、业务、服务？没错，是信息化。请善待信息化，帮它推进，帮它推广，扶上马送一程，帮它就是帮你自己，帮它就是帮单位……信息化总在默默服务，不哭不喊、不争不抢，服务你的每一天，只是你不在意，这也正是信息化的至高境界：无我。不必在我，必然有我。
这篇不长的文章显然让不少高校信息化从业者感同身受，很多人在评论区留言。其中有人感慨：“信息化人是孤独的，默默付出着！”有人抒情：“像浓浓的没加奶没加糖的美式咖啡，苦和香交织在一起。”有人思考：“信息化要走向管理信息化，要完成这个使命，需要从后台走向前台。不能只在后台默默耕耘。”有人鼓劲：“人工智能时代，信息化人将成为战士，撑起全面渗透、深度融合的深度应用体系，为了未来竞争路上，让单位能够跟上时代发展步伐，保证成本够低，效率够快，请善待信息化人。信息化人当自强！”
作者在回复评论时总结道，“这段时间大家都累坏了，发泄下情绪而已，没想到戳疼了大家最脆弱的心灵。”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教信息化成为保障各高校管理、教学、科研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保障“停课不停学”的政策得以顺利实施，高校信息化部门功不可没，而为了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开夜车，连轴转，都成了家常便饭，这也就是为什么文章作者说“累坏了”。
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教育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教信息化在此次疫情当中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没有传出任何一所高校信息化部门掉链子的情况，这对于要服务于校区和师生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大部分规模仅仅几十人的信息化部门来说，难能可贵。
那么，这种弥漫的情绪是怎么回事呢？
也许，“无我”之惑的根源在于，信息化已如同水电空气一样须臾不可离开，但越是显而易见越容易视而不见，并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职称之痛
北京一所名校的网信办领导曾经用“惨烈”来形容信息化部门在评职称方面的弱势，因为工作太忙分身乏术的她，却要牵扯相当大的精力用在部门员工的职称评审上。
这不仅是她的一家之言，而是几乎所有高校信息化部门从领导到普通工作人员的共识。
近些年来，评职称难已经成了高校很多部门、院系比较头疼的问题。除了职称评审本身正在经历着破“四唯”、“五唯”的冲击之外，为了建设“双一流”，很多高校大量地引进人才，这就必然导致职称体系层面的相对“淤积”。
既然都有难处，那么高校信息化部门的职称评审难“特殊”在哪里呢？
一言以蔽之，就是定位混乱。由于很多高校无法清晰定位这个部门的功能，也对信息化具体工作不够了解，于是干脆随大流，让信息化团队要么跟着技术或者实验岗位，要么跟着研究或者教学岗位。由于信息化部门的工作主要聚焦应用层面，很难有精力集中于技术创新和学术贡献上，缺乏“硬通货”，自然在学术主导的高校职称评审体系中处于劣势。另外，有的信息化部门直接没有高级职称岗位，部门仅有的高级职称都是转岗带过来的。
评职称困难、职称层次普遍较低对于信息化队伍的心理感受是糟糕的，这种相对边缘化和缺乏认同感的情况会产生一系列问题。比如，会造成在职人员工作积极性下降，使得积极性长期曲线呈逐渐下降趋势；比如难以引进优秀人才，而这与留不住优秀人才的理由基本相同。这种恶性循环使得信息化部门人才队伍建设面临着某种“空心化”的风险。
轻重之别
职称问题仅仅只是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方面众多痛点的一个缩影。与很多院系、二级单位是随着高校与生俱来的不同，信息化部门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因为校园网的出现才应运而生的，不少学校很长时间以来都将其归于后勤系统，并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化队伍评价体系和考评机制。
因此，与其说是定位不清，不如说是长期以来重视不够。
“双一流”启动后，事情慢慢出现了转机，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想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必须要建设一流的大学治理体系，而致力于彻底打通数据藩篱，在众多先进技术簇拥下的高教信息化正逐步变成中国大学治理体系更新和迭代的底层逻辑之一。在2019中国高校CIO论坛上，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永兵关于“信息化必须要走在双一流建设前面”的论断说出了很多知名高校的心声。
尤其是在这次疫情当中，高教信息化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有目共睹。失去信息化，高校从管理到教学、科研再到抗疫，可谓寸步难行，甚至让有的高校突然萌生了“缺什么也不能缺信息化发展经费”的感慨。
如此看来，信息化队伍建设当前所遭遇的问题，是由于时代赋予的“责任之重”与惯性所带来的“定位之轻”之间的错位所造成的。
广东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胡钦太早在2016年就提出，整体上看，高校信息化人才队伍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满足各校信息化发展需求；二是结构存在缺陷，普遍缺少领军人物和开发人才；三是工作定位不高，职称晋升和薪酬激励制度受限；四是人才流动不畅，人事制度和市场期望存在鸿沟；五是创新能力不强，鼓励创新和成果转化渠道不顺；六是工作缺乏协同，统一认识和全局推进还有困难。时隔几年来看，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出现结构性破局的迹象。
可以看出，除了一、六属于机制问题之外，剩下四项存在着互为表里的关系，因为定位不高，晋升和薪酬激励受限，因此校内校外薪酬倒挂，又因为这两方面造成难以引进领军人物和开发人才，从而导致创新能力不强，鼓励创新和成果转化渠道不顺……当然，这些都与体制机制密切相关。
另外，“缺人”是几乎所有高校信息化部门都面临的棘手问题，面对着中国大学越来越多的校区和师生，大部分都是几十人的信息化队伍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疲于奔命，这背后是缺领军人才，缺高端人才，缺中端人才，甚至因为编制所限缺普通人才的全面“缺人”状态。
北京大学计算中心主任张蓓在前两年分别走访了哈佛、耶鲁、MIT等美国顶级名校，考察其高校信息化状况，队伍建设是考察的重点之一，这些高校IT人数基本上都在几百人的规模，哈佛、耶鲁更是拥有高达1400~1500人的信息化团队，令人咋舌。
特别是在国内让人挠头的信息化队伍职称晋升方面，很多美国高校对IT工作团队独立评定，采用与其他部门员工相独立的职称评审制度，单独为IT员工制定多元化的职称评定标准。根据EDUCAUSE的调查，60%以上的高校采用与本校其他员工不同的职称评定制度，而且在研究型大学与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里采用独立评审制度的比例更高。
未来之路
国内现状如此，既然不能马上改变，即使是“眼前的苟且”，也要勇敢面对。
以职称为例，不少高校的信息化部门想方设法适应本校的职称评审。北大计算中心为了督促部门人员练好内功，不仅在技术上传帮带，更是人盯人布置写论文、写稿子，手把手领着改论文、改PPT。周密安排国内、国际学术会议，努力让大家开拓视野，提升能力。据北大计算中心主任张蓓介绍，每年职称评审他们都会积极演练和准备，没有三、五轮内部答辩，根本出不了中心的门。
华中科技大学网络与信息化办公室主任于俊清也认为，在不改变现有职称评审体系的情况下，信息化部门应该进行自我观念的转变，引导员工平时多参与一些跟学术相关的工作。
同时，不少高校也开始思考，有没有可能避开体制机制问题，迂回解决问题。
据华南师范大学网络中心副主任郑凯介绍，目前他们尽量在薪酬待遇上体现其工作价值，参照企业信息化从业的年薪制薪金待遇水平，并通过项目制等方式激励高校信息化工作人员多劳多得，从而提高信息化工作人员待遇，保持队伍稳定性。
用人机制、模式的改变为引进高端人才提供了可能。
浙江大学打破常规，于2018年成功从阿里巴巴引进一位信息化总工程师，当时引起了众多高校的关注。这位总工入职后，重构了学校信息化顶层设计，使得浙大的信息化建设路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次疫情期间，浙江大学能全部利用自有系统，通过类似阿里巴巴“双十一”的方式，全面支撑学校“停课不停学”，百分百按课表网上开课，离不开这位总工的总体设计和高效落实，集中体现了高端人才对于高校信息化的引领作用。
浙江大学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是典范，也是个例。但即便是浙江大学信息技术中心也认为，信息化还需要招聘更多的技术专家，但学校待遇与企业相差甚远，职称晋升评价与企业也是两套不同的体系，更没有配套的政策或荣誉头衔吸引人才，信息化人才引进道路受阻。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信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高教信息化对于高校治理体系的重塑也将是革命性的，这从近几年的高校“最多跑一次”改革和一站式服务的深入推进并带来高校治理体系优化可见一斑。而高校信息化的实施离不开信息化团队的建设和人才引进、培养，这是高教信息化的立身之本，发展之基。
当前来看，很多高校的信息化团队建设在发展过程中，尤其是在此次疫情当中总结了很多经验，也展望和思考了很多发展的模式，但这些必须是构架在合理的队伍规模和优质的人才队伍体系之上的，否则一定会陷入“晚上想到千条路，早上醒来走老路”的尴尬循环中。责任之重与定位之轻错位的这个“起点”问题一旦想透彻，搞明白，做实在了，无疑将为中国高教信息化插上腾飞的翅膀。
本文刊载于《中国教育网络》杂志2020年7月刊，作者为本刊记者王世新
